新冠疫情防控阻擊戰已歷時一月有余，經過舉國上下的齊心協力，目前我國的疫情防控形勢已日益好轉。但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卻呈現出逐漸升級的蔓延態勢，并在經濟領域引起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其中，為應對疫情蔓延造成的全球石油需求下降，維也納聯盟(OPEC+，即OPEC和參與減產的非OPEC國家)于3月6日針對石油減產舉行了協商會議。然而，此次會議不但未能達成一致的減產協議，還引發沙特和俄羅斯掀起了一場石油“價格戰”，并催生出國際油價暴跌近30%的“黑色星期一”。由于石油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旦國際石油市場受到較大的沖擊，那么全球經濟將不可避免地隨之出現波動。因此，非常有必要就本次疫情對國際石油市場的風險沖擊及其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影響開展一些前瞻性分析。

　　新冠疫情對國際石油市場需求側的風險沖擊

　　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事件嚴重削弱了市場對石油的需求預期

一方面，中國石油需求的下降為國際市場預期奠定了悲觀基調。根據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的一項預測，2020年一季度中國成品油需求同比將下降35.7%。其中，旅游出行需求下降及車輛限行政策預計使汽油需求降低30.6%；農耕、建筑、工程及物流運輸延遲復工預計使柴油需求降低37.6%；旅游市場萎靡及國外對華入境管制預計使航空煤油需求降低47%。作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中國的石油需求對國際石油市場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IEA、OPEC及EIA三大國際能源機構在最新發布的石油市場報告中均大幅下調了2020年的全球石油需求增長預期。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在境外擴大蔓延抑制了全球石油需求增長。參考中國的疫情防控經驗，預期各國會逐漸采取不同程度的封閉隔離措施，從而對各國的經濟活動造成不同程度的阻斷。由于日本、韓國及意大利等疫情較為嚴重的國家在全球供應鏈中處于重要地位，本次疫情的逐步升級將為全球經濟帶來較大的下行壓力，從而進一步拖累石油需求增長。IEA負責人在近段時間表態：新冠疫情的爆發對全球石油需求增長造成的沖擊可能會超過當前預期，該機構可能進一步下調其石油需求的增長預期。

　　消費者對石油價格的預期可能對石油需求下降形成對沖機制

新冠疫情對石油需求的沖擊已經導致國際油價大幅下跌，4月交貨的WTI原油期貨價格于2月28日收于44.76美元/桶，一周內累計跌幅為16%，4月交貨的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于2月28日收于50.52美元/桶，一周內累計跌幅為14%，均為近幾年的最大單周跌幅。然而，從“非典”時期的經驗來看，本次疫情可能僅會對油價的短期走勢產生影響，待經濟復蘇后很可能會迎來反彈，這會使消費者產生對疫情結束后油價走高的預期。例如，在上海能源交易中心2月開市后，以4月和5月為主的中國原油期貨合約多頭持倉量不斷增加，表明投資者預期疫情解除后油價有可能大幅回升。因此，在疫情結束后油價走高的預期下，消費者有可能對低油價進行抄底，以較低成本增加石油儲備，這顯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石油需求的下降。

　　新冠疫情對國際石油市場供給側的風險沖擊

　　擾亂了OPEC+的減產計劃，可能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短期震蕩

近年來，美國頁巖油持續增產使得國際石油價格持續承壓，為提振油價，OPEC+于2018年底開始實施減產計劃，最新的減產計劃將于2020年3月底到期。然而，減產協議對石油價格的支撐作用十分有限，本次疫情則進一步加劇了國際油價的下落趨勢。針對疫情對全球石油需求造成的負面沖擊，OPEC+于2020年3月6日召開了協商會議，對擴大減產規模及延長減產期限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但由于俄羅斯的反對意見而未達成協議。隨后，沙特針對俄羅斯啟動了石油“價格戰”，宣布大幅下調原油價格并提高產量，從而使國際油價于9日創下1991年海灣戰爭以來的單日最大跌幅，進而在全球股票和債券等金融市場掀起巨瀾。雖然這場囚徒困境式的“價格戰”仍在不斷升級，但各方均認為其不會持續太久。其原因在于，沙特發動此次“價格戰”的主要目的是脅迫俄羅斯重新回到談判桌上，而降價本身對雙方而言只會兩敗俱傷。目前，俄羅斯能源部長諾瓦克已經表示“OPEC+合作的大門并未關閉”，這也促使國際油價在10日迎來了強勁反彈。因此，筆者認為這場影響廣泛的石油“價格戰”很可能在短期內由沙俄重新達成新的協議而終止，但最終結果仍有待觀察。

　　疫情對伊朗的石油供給影響較小

在日本、韓國和意大利相繼成為境外疫情的“重災區”后，作為OPEC重要成員國的伊朗的疫情形勢也變得異常嚴重，甚至連伊朗副總統都被確診感染。伊朗目前是世界第四大產油國，同時還“坐擁”霍爾木茲海峽這一石油海運咽喉要道，因此新冠疫情在該國的蔓延引起了國際社會對石油市場的普遍擔憂。然而，本次疫情可能不會對伊朗本國的石油供給產生較大的影響。首先，受困于石油封鎖、經濟制裁及地區安全局勢混亂等多重因素，伊朗經濟當前正處于持續衰退階段，政府不會輕易因疫情而對石油生產這一支柱產業進行干預。其次，石油開采活動因其自動化水平較高而對勞動力需求較少，并不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因而其受疫情的影響程度相對更小。最后，先前美國對伊朗的石油出口封鎖已倒逼其產量收縮，這客觀上限制了伊朗石油供給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因此，即使本次疫情會對伊朗的石油供給產生影響，但預期的影響程度應該十分有限。

　　疫情在中東地區的蔓延誘發新一輪石油危機的可能性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

新冠疫情在中東地區大范圍蔓延的趨勢已初現端倪，除了疫情較為嚴重的伊朗外，阿聯酋、伊拉克和科威特等中東地區的OPEC成員國也陸續出現確診病例。雖然目前除伊朗外其它國家的疫情相對穩定，尚未出現不可控的趨勢，但仍無法排除疫情在中東地區大規模擴散的可能性。因此，本次疫情對中東地區石油供給的影響至少可能出現以下兩種情景。

情景一：新冠疫情在中東地區的發展相對穩定，僅會對中東地區的石油開采和加工產業造成輕度影響，在國際油價承受較大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少量的石油減產仍難以遏制市場的普遍看跌預期。

情景二：新冠疫情在中東地區產油國大規模爆發，對石油市場供給側產生巨大沖擊，提高了引發石油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同時，中東地區的政治及社會矛盾也可能在疫情擴散過程中持續激化，造成石油供給大幅減少甚至中斷的風險，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演變為新一輪的石油危機。當然，考慮到挪威、南美和非洲地區豐富的石油儲量的替代性，以及當前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協作防控能力的增強，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不能完全排除。

　　疫情可能通過影響地緣政治格局而增加石油市場的不確定性

新冠疫情除了對石油需求和供給造成直接影響外，還可能通過影響地緣政治格局而間接增加石油市場的不確定性。首先，馬六甲海峽的戰略地位有可能相對提升。馬六甲海峽和霍爾木茲海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條石油海運通道，尤其是馬六甲海峽，被譽為中國及日本等東亞國家的“海上生命線”。在疫情影響下，中東地區的石油生產及運輸蒙陰，霍爾木茲海峽的相對戰略地位將在短期內下降，從而導致各方更加聚焦于馬六甲海峽。其次，本次疫情可能助推美國改變其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布局。嚴重的疫情可能會使伊朗自顧不暇，使得原本牽制于美伊緊張局勢而分身乏術的美國可以獲得喘息之機，進而從中東地區抽身而將更多的資源用于其它地區的戰略部署。最后，俄羅斯可能會擴大其石油市場份額。如前文所述，在此前的OPEC+協商會議中，俄羅斯并未同意進一步的減產計劃。其原因在于，俄羅斯的原油出口比重較低，一定程度的油價下跌并不會對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和匯率造成較大沖擊，其更偏好于以犧牲油價來換取市場份額。因此，疫情的持續擴散為俄羅斯占據更大的石油市場份額提供了契機。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均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國際石油市場的供需博弈，從而導致油價的波動性增強。

　　新冠疫情引致的國際石油市場波動對中國經濟的可能影響

　　石油供給的下降和中斷可能對我國工業復產造成影響

由于本次疫情對我國服務業造成了直接打擊，目前社會各界更為關注服務業的復產問題。事實上，服務業的問題主要在于需求側，而服務業需求具有一定的延遲效應，疫情結束后很可能出現補償性反彈。與之相比，工業生產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均遭受了較大沖擊，因而在復產方面的困難更為突出。首先，疫情期間工業企業停產，會導致部分客戶及供應商流失，從而對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造成雙重打擊。其次，工業生產對流動資金的依賴程度更高，而生產停滯會使工業企業承受較大的資金鏈斷裂風險。最后，工業企業目前還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員工返程問題。在這一背景下，如果中東地區疫情失控而導致石油供給下降甚至中斷，對于我國工業尤其是化工制造業等以石油作為主要生產資料的產業復產無異于雪上加霜。當然，我國可以在短期內通過釋放戰略儲備石油而對沖這一風險。

　　石油需求低迷不利于我國煉化行業的市場化改革

受到國內成品油需求下滑、要素和產品運輸受阻，以及下游產品庫存消耗緩慢等多重因素影響，我國的煉油廠普遍下調了原油加工量。其中，由于國有主營煉廠肩負著保供穩產及生產醫用聚烯烴原料(為口罩的主要原材料)的重要任務，這使得以民營企業為主的地方煉廠受到的沖擊更為明顯，部分地方煉廠甚至被迫選擇了停工或生產裝置閉路循環。據金凱訊監測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2月中旬，我國主營煉廠平均開工率為70.5%，而山東地方煉廠常減壓開工率僅為41.1%，處于近年來的歷史低位。地方煉廠開工率下降使其承受的資金流及經營壓力激增，如果疫情危機無法盡快消除，部分煉廠甚至可能面臨倒閉風險，進而可能放緩我國煉化行業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不利于該行業的結構優化和可持續發展。

　　國際油價走低為我國擴大石油戰略儲備及恢復經濟提供了良機

新冠疫情造成的石油需求下降以及沙俄的石油“價格戰”雖然導致國際油價“崩盤”，但卻為我國帶來了雙重機遇。一方面，在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世界能源格局日益復雜多變的背景下，我國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以國家戰略石油儲備為主、國有油氣企業商業儲備為輔、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層次能源儲備體系。因此，雖然本此疫情導致我國石油內需疲軟，但在國際油價觸底之際，我國可以借機以較低的成本擴大戰略石油庫存，而不是簡單地大幅削減石油進口，這也可以成為我國針對本次疫情所衍生的國際石油市場震蕩風險的可行應對之策。另一方面，在本次疫情爆發后，我國的工業企業基本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這導致許多企業出現了資金鏈緊張的問題，而油價下跌對工業企業以較低成本復工復產也是一個利好消息。

作者：邵帥(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能源經濟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導)；賈銳寧(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