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2018年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改革將加速，預計以授權經營體制為主的國資改革，將成為新一輪改革的“牛鼻子”。

值得注意的是，多地國資委近期出臺或正在抓緊制定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其中投資監管與融資監管力度有加碼趨勢。業內人士預計，國資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出臺后，放權、授權范圍也將進一步細化和擴大。

近期，北京、成都、合肥等地紛紛出臺國資委出資人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以此為突破口加快了國資監管改革的腳步。根據成都市國資委近日公開的信息，成都市國資委在對出資人監管事項進行了全面梳理后形成《出資人監督權力清單2018年版》、《出資人監督責任清單2018年版》、《出資人服務事項清單2018年版》“三張清單”。清單印發后，成都市國資委對企業實行“清單”管理，對列入清單的事項履行監管權責，未列入清單的事項，原則上由企業自主決策。在這份出資人監督責任清單中，記者注意到，30項中有8項關于投融資事項，包括企業境內外投資、企業投融資及借款和擔保管理制度等，且清單中對追責情形作出明確規定。

北京市國資委出臺的《北京市國資委出資人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則按照規劃與投資監管、資本運營與收益管理、改革改組、董事會建設、產權管理、業績考核與薪酬管理、財務監管、監督檢查的順序排列，《北京市國資委出資人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包含了市國資委履行的“決定”、“審批”、“審核”、“核準”和“監管”等五類權責事項，共計8個大項31個小項。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肖亞慶此前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一文中強調，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以管資本為主深化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準確把握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定位，科學界定國有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邊界，建立監管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創新監管方式和手段，改變行政化監管方式，改進考核體系和辦法，落實保值增值責任，提高監管的及時性、針對性、有效性。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認為，隨著國資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出臺，監管力度將加大，也會更具針對性。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也表示，出臺國資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后，監管將更細化，會有很多新的內容。例如在北京市國資委的出資人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中，記者就看到業績考核與薪酬管理部分中，專門有一項是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計劃審批的內容。

在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看來，2017年的公司制改革將為今年“管資本為主”的監管帶來新契機。“公司制改革推進國資監管體制的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一環。但很長時間以來，受限于國企機制的問題，國資監管很難在‘管資本’上獲得突破，央企的公司制改革為‘管資本為主’的監管路徑鋪平了道路。”長期以來，國企改革受國資改革拖累，主管部門成為改革主體，企業則成了執行主體，企業經常不能決定自己的改革命運。2018年以國資改革為主，是找準了癥結，牽住了國企改革的“牛鼻子”。

由管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向價值形態的國有資本轉變，首先是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關鍵是經營權的“放”“讓”“授”。2017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強化了3項管資本職能，精簡43項監管事項。其中，授權8項，涵蓋了經理層成員選聘、業績考核、薪酬管理以及職工工資總額審批等企業呼吁多年的事項。李錦表示，2018年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的改革勢必加快，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就是建立三層框架，把權力授給投資公司、經營公司與實體公司，相關公司的組建將擴圍。

“現在要探索的，不僅是上面肯不肯授權，還有中間會不會接權。”李錦表示，設立國資投資運營公司的目的是在政府和企業之間設置隔離層，避免前者對后者的直接干預。但在實踐中，相當一部分平臺公司是由政府經濟管理部門、行業性公司改制設立的，行政管理色彩沒有根除，不能完全按照市場的需求進行運作，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2018年國企改革的看點之一。（記者王璐 實習記者黃可欣）